从彭祖开始的中国膳食术,并不一味追求口腹之乐,而是重在养生、健身和利于长寿。同样是吃,却有吃法的不同,在膳食术中,对所食之物的性味的了解和因此吃什么和怎样吃,显然是核心所在。只有在这点上做得很好,才会利于养生。《遵生八笺》特别指出:“勿令生我者害我,俾五味得为内贼。”如此,才算懂得养生之道。中华医学之经典《内经》,将饮食养生总结为“谨和五味”与“食饮有节”。所谓“食饮有节”,就是反对那种天天大鱼大肉、暴饮暴食的作法。而“谨和五味”则是根据各种食物的不同属性气味,按五行阴阳关系相配合以滋养人体五脏。《内经》语:“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胃。”五味调和,可养五脏;五味不调,可伤五脏。因此,无论是过食五味中任何一味的东西,都会有损于身体某个对应部门。“谨和五味”乃膳食养生的第一要则。《内经》论道:五谷是用来营养的,五果是用来作为辅助的,五肉是用来补益的,五菜是用来充养的。将谷果肉菜的气味合而用之,可以补益精气。这几类东西包含了辛、酸、甘、苦、咸五味,而五味各有其作用,或散、或收、或缓、或坚、或软。尤其以食疗病时,更要结合四时五脏的具体情况来恰当利用五味。
彭祖长寿膳食术将饮食调治放在中老年养生的第一位。年轻力壮的人,真元气壮,饱一点,饿一点,生一点,冷一点,固本体强盛,也不容易生病。年岁大一点的人就不同了,真气耗竭,五脏衰弱,全靠饮食来补养气血,如果生冷失节,饥饱失宜,调停无度,则导致疾患。因此,膳食养生于年岁大一点的人尤其重要。明代李挺认为:“人至中年,肾气自衰,加之佚欲,便成虚损。兴阳补剂,服之则潮热不胜,专服滋降之药,虽暂得清爽,久则中气愈虚而无生化。所以只得于饮食上调节,戒一切煎炒炙爆、酒甜糟酱、燥热之物也。戒一切生冷时果时菜,忌伤脾也。能甘淡薄则五味之本,足以补五脏。”清代文人顾仲则在《养生录》中将饮食之人分为三种,一种是“哺啜之人,秉量甚宏,多多益善”;二种是“滋味之人,求工烹饪,博及珍奇”;三种才是“养生之人,务清务洁,务熟食,务调和……食品本多,忌品不少,有条有节,有益无损,遵生颐养,以和于身。”
后人在继承彭祖长寿膳食术方面还有许多格外的讲究。孔子主张:“食不语,寝不言。”华佗主张食物的三化:一火化(煮烂),二细化(嚼烂),三腹化。朱熹主张:“大饥不大食,大渴不大饮。多精神为富,少嗜数为贵。”他们都从各个方面充实了彭祖的长寿膳食养生法。
药食同源。最具养生智慧的东方人尤其看重膳食养疗。吕览在《吕氏春秋》中说:“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已经十分重视食物对人的养疗作用。药王孙思邈对此尤有独到见解。他十分精通食与药的辨证关系,在《千金翼方•养生食疗》中写道:“安身之本,必须于食。救急之道,惟在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全生,不明药性者,不能以除病。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药能恬神养性以资四气。故为人子者,不可不知此二事。”孙思邈认为,如果能通过服用食物驱除疾病,那才算是良医。故“为医者,必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能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因此,凡良医都要掌握所有食物的性能,把握食物的寒、热、凉、平、酸、苦、甘、辛、咸,随人体和季节的不同而作搭配,以滋养血气,排除病患。只有在食养食补无效的情况下,才用药物进行治疗。
中国的传统药物学,是建立在“百草皆备药性”的基础上,因此,食与药并无明确界限,每一种食物都具备自己的药性。试看中药药典中,不少列入中药的药物,同时又可作为食品服用。即使就是米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特别指出了它的药疗价值:“每日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妙。”用不同的粮食做的粥,则有不同的药物性能。比如小麦粥,能止消渴烦热;糯米、秫米、米粥,主益气,治脾胃虚寒,下泄呕吐,小儿出痘面色苍白等。
中国的药膳,在世界上是十分独特的。药膳的形成和发展,正是中国人充分认识到食物的药用价值的表现。在中国的药膳中,仅粥类就有几十种,都各具有不同的药疗特点。此外还有面食类:如猪肝面,治肝阴亏虚;酒类:如薏苡仁酒,健脾胃,去风湿,强筋骨;糖类:如莲子糖,养心补脾,益背涩精;肉食类:如韭菜羊肝,温肾固精等等,每一类中,都有不少名品,并都对身体有不同的食疗功效。
不仅特制的药膳,就是一般的蔬菜水果,也各具自己的药物性能,这在历代养生家的养生著作中都各有记载。
总之,历代养生家都很重视食物的药疗作用,他们首先是根据身体的具体需要而选取食物,一旦身体有所失衡,则先以食物调理之,这实在是最利于养生的聪明之举。东方人药食同源的思想是和“以自然为本”的思想分不开的。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使之更好地为当代人的健康长寿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