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青春(十二)
主要记述父亲刘乃晏在抗战期间,边打仗边学习,他除了参加部队组织的军政学习和训练,还利用打仗的间隙自学文化,由一个不识字的文盲战士,成长为八路军的一名基层政工干部。
我边整理父亲的材料边在想,父亲在极端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坚持边打仗边学习,如果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没有坚定的信念,是很难完成学习训练任务的。父亲的确是一个有理想信念、意志顽强的革命军人。
60、入伍前没上过一天学
据父亲回忆:“我老家山东沂南县双垢镇东梭村的地主,把我家靠近地主的那块地给强占了一块。我祖父为争回这块地,和地主打了官司,请人写状子、打官司花了不少钱,结果官司没有打赢。那时候衙门向着地主,穷人有理也打不赢。穷人没有文化,更容易遭受苦难和欺压。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萌生了读书的念头,我羡慕读书人。我家隔壁我的一位堂叔,比我小一岁,他经常手拿着书本读出声来,有时候我站在他跟前,只见书本上密密麻麻的字,一个也看不懂,我想,我要是也能念书读书多好啊。我的一位远房叔叔比我大几岁,冬闲时,村里十几个人凑在一起,请他说书,有时候我也在旁边听听,经常在想识字的人多好啊。
我们村西门外有个私塾学堂,里边有十几个学生,在大门口就可以听到里边的读书声,我路过那里,常常站在门口听, 向里边瞭望,但那个老师很蛮横,常常厉声喊道:“快滚。”
有一次,我把我想读书的念头和父亲讲了,他为难地说:“咱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交学费。”我理解父亲,我家不仅没钱交学费,而且父亲身体不好, 妹妹需要我照看,我还要帮助父亲干点农活。
1938年,我们家乡废除了私塾,在我们村西北一里处,有一座庙宇。庙里有土地,还有一片柏树林。国民党政府派人来把树卖了,盖起了几间房子,成立了“洋学堂”,当时群众都这样称呼。到这里上学花钱要比私塾少,但村里有不少人不敢去读,说是读完书就被抓走去当兵。
1939年春天,学校招生,父亲要我去报名读书,我自然是非常高兴的。
我先是去打扫卫生,刷洗板凳。三天后,学校一位老师宣布放学回家,过了清明节开学。
过了些日子,没有开学的消息,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师,后来听说他被国民党政府抓走了。就这样,我连书本没有见到,学也没上成。后来日本鬼子来“扫荡”,学校就闲起来了。
家境的贫困,日寇的入侵,使我没有能实现读书的愿望,从小一天学没有上过。
我七八岁起就参加劳动,到我参军时,我已是大半个劳力了,但我还不认识自己的名字。”
61、跟着教导员学文化
父亲学习文化,练习写字读字,第一个启蒙老师是他的教导员李怀德。
父亲回忆:“1940年冬天,我们八路军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2营营部驻山东费县汪家西曹家庄,我在营部是李怀德教导员的公务员。
有一天,营部的人全部都去会操,只留我一个人在营部看门。房东邻居家比我大一岁的小伙子来找我玩。他要进营部办公的房子,我不让他进,劝他就在院子里玩玩。他看见屋子里没有其他人,就大起胆子来,非要进去不可,我拉住他不让他进去。他问我你会下棋吗?我说会,我们就在院子里划好棋盘,下起棋来。较量的结果证明,我们俩的棋艺相当,可他不服气,非要赢我两盘不可,又下了几盘,他没赢,还要下,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李教导员进了院子,他一喊,我们就住手了,那小伙子跑了,李教导员把我叫进屋,问明了情况,批评我不该和人家下棋,应该利用空闲学点东西。教导员从本子上撕下一小块纸,写了“我是八路军”五个字。我说,我认识这几个字,我们带的符号上就有,教导员又写了“抗战到底”四个字,我觉得学这四个字不难,墙上的标语还有许多地方都有。教导员说明天下午还要教我认字,并要求我能写会认。我胆怯地答应下来,但觉得没有把握,我想只要努力,到明天一定要对这四个字能写会认。
我对李教导员是很敬重的,同时也有几分畏惧感,他交办的事,我都是认真执行的。
我手拿着纸片,看着那上边的字,用一根小木棍,在地上一遍又一遍边看纸片边比画,默默地想,写了,抹平,再写,再抹平再写,反复多次。
第二天早饭后,教导员考试我,果然及格了。教导员又写了“驱逐日寇”四个字,让我学。从此,我只要有时间就在地上笔化着写。复习过去的,学习当天的,写一遍之后,抹平再写。有时也请路过的人看看写得对不对。李教导员虽然不是每天给我写生字,有时忙起来就顾不上了,但经常写上几个字让我认。通常一次写一天学的生字(3到15个字),有时候按照一句话的字数,一次写两天学的生字,如“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就够我学两天的。
有一次,李教导员对我讲:“打走了日本鬼子,还要建设新中国,光会用刀枪勇敢杀敌还不够,还要学习各种知识,懂得道理。要懂这些,必须会认字,还要会写字,能读书看报才行。”我记住了教导员的话,鞭策自己努力学习。”
父亲在战争年代坚持自学文化,由文盲变为能读会写几千字的军中“秀才”,由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农村青少年,成长为部队军级领导干部。凭借顽强的毅力,成为一个自学成才的革命军人。
他从军几十年,特别是战争年代给他留下了许多难忘的战斗故事,他先后在《光荣的成长》、《前哨》、《解放军报》等刊物上, 发表了数十篇文章,成为部队传统教育的教材。他离休以后,留下数十万字的手稿。
62、虚心拜战友为师学文化
父亲一直要求到连队,在战火中摔打自己,后来他到蒙山支队2营5连,在连队边战斗边学习。父亲记述:“学认字以后,我觉得认字并不难。对学好生字产生了兴趣,增强了信心,学得很积极。但同时也觉着,一天只认几个字,一本书,一张报纸那么多的字,学到什么时候才能读书看报啊。
我向周围教我识字的同志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书上、报上的字有不少是重复的,认识几千个字以后,就可以读书看报了。一天学几个,认识几千字也用不了几年。他们这么一说,让我看到了希望。从此,我学习的积极性更加自觉了。
有时候我看见识字的战友有空,就请战友给写几个生字学学,有的写出之后,其中我认识几个,请人再给另写,有的人就不耐烦地对我说:“我哪知道你哪个字不认识啊。”
后来,我就从报纸上、书本上选择笔划比较少的不认识的字,比着抄下来,再请教人。但苦于无纸无笔,老是借别人的笔很不方便,况且当时有笔的战友是很少的,我就把书报上要学的字比着写在地上,等识字的战友从此路过时,请教人家。
那个时候,我经常想要是有支笔该多好啊。当见到有人用自来水笔写字时,我常常是聚精会神地看人家的笔是什么样的,怎么个写法。”
父亲多次向我说过,抗战时期,他利用作战空隙学习文化,有的战士不理解,甚至把枪托起来,说打仗还得靠这个。父亲是一个有志向的人,他在战争年代除了学习打仗,还要学习文化,基本上是坚持自学,从不识一个大字,到阅读许多书籍,他担任领导干部后,从不用秘书代劳,自己动手写材料,还发表不少文章,可以说,父亲是一个在战争年代条件下自学成才的典范。
刘乃晏
63、参加五期整军学文化
1941年党中央下达了整军的命令,全军共进行了五期。根据山东纵队的指示,山东各部队进行了二至五期四次整军。父亲回忆:“从五期整军开始,连队有了专门学文化的时间,也有专人教学。那时候上文化课是露天的,听课的人每人拿一根小木棍,照着教员写的字在地上划。回到班里主要是在沙盘上写,有的就不用木棍而是用手指头写。这个字写了抹掉,再写那个字。我们就是在这个用不完的“纸上”写了抹,抹了再写。三个月的时间,我学会了五百多个生字,能认会写,我成了我们营唯一的一个获得一支自来水笔的受奖者。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高兴极了。从此我还学会了自己制作墨水,可惜,当时没有纸,那支笔质量也很差,不能发挥其作用。
到1941年底,我能认识不少生字了,拿着报纸,翻开一本书,都可以认识一些了。对文化学习,我认真地坚持,取得了成就,使我不断提高了信心,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
左一李怀德、左二刘乃晏
64、背着石头学文化
父亲学习文化,有一段背着石头行军的动人故事。父亲回忆:“敌人“扫荡”开始以后,部队有组织的文化学习中断了。我们连唯一的一个高小生战士,文化学习中,由他教我们认字,但他面对日军“扫荡”害怕了,乘机逃跑了。
在行军打仗中,只要有空,我的学习仍然继续进行。在频繁的行军、作战间隙,只要有时间我就学习,只要遇着有文化的战友我就请教。
有一次,我们去放哨路过一个坟地,我用一块小石头当笔,把石碑上的不认识的几个字抄在一块比较平的石头上,以便请教人。放哨回来,我们又要行军了,可我抄的字还没来得及请教人,只好把石头塞进背包里。行军途中被朱副连长发现了。他很奇怪我背了一块石头,问我:“小刘,行军怎么背着一块石头啊?”我说:“上边有几个生字还没有学,不会读。”他遗憾地说:“可惜我也不识字,不能教你”。
我们行军走了一会,休息的时候,朱副连长把张连长请过来,把石头上的字给我写在纸上,张连长告诉我那几个字怎么念,说以后再有不认识的字就随时找他,不要再背着石头行军了。”
65、坚持不断地学文化
父亲学习文化十分痴迷,把凡是对学习有用的东西都搜集起来。他回忆说:“因为我学习认字,就喜欢收集纸张,只要见到可以写几个字的纸,就收集起来装进我的挎包里。要是能弄到大一点,没有字的纸,我就把我学过的字写在上边,当作课本经常拿出来看看。
有一次,我路过一个山坡,那里地面上散乱着许多烧纸,有的纸只写了一面字,另一面是空白可以写字,有的字很大,纸上的间隙还可以写字,有的是撕烧的书本,但边上可以写字,我就把它一一收集起来,装进我的挎包里,捡到这么多的纸,我非常高兴。
下午,被我们班长闻士清同志发现。他说:“副班长,全班的挎包就你的特殊,人家的挎包里装的是咸菜头、煎饼卷,就你的挎包里装了些没用的烧纸边,鼓鼓囊囊的,挂在这里也不整齐。”他边说边把我的挎包从墙上拿下来扔给我,说:“清理清理吧。”惹得全班同志哈哈大笑。我做了简单清理后,他举起枪,对我说:“打鬼子还得靠这个,钢笔尖打不死日本鬼子!”我俩平时关系很好,但这个玩笑的确弄得我很尴尬。我只说了他一句:“你这家伙。”在我看来,他是一位很好的班长,作战勇敢,和敌人拼过刺刀,负过几次伤 ,军容风纪是全营的标兵,他为人正直,在连队很受尊敬,但不爱学习文化。后来他也有一支自来水笔,可从不灌水,只是用一根铝链子一头拴在笔帽上,另一头系在衣服扣眼里,走起路来链子在胸前晃来晃去的。
我们班的同志都和我一样,出身贫苦,都没读过书,认字也不多,由于我爱学习,所以让我当了班里的学习小组长。我除了自己学习文化外,还要组织班里同志学习文化,主要是督促检查班里的文化学习,其次是把我刚学会的生字再教给他们。
经过一段学习,我有请人给我写生字,逐步过渡到从报上、书上比着抄写不认识的生字,再去请教别人,而后照着写,反复练习,一直到能认会写为止。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拿起报纸翻开一页,能够认识其中的一些字了,凑巧了还能连着读几句。
那时候,我年轻记忆力好,一个字一个字的学,由于坚持不懈,逐渐积少成多。我想,只要努力学习几年,是可以达到看书看报的目标。信心足了,我学习的劲头就更大了。”
66、在军事教导队学军事
父亲说:“1942年6月,我奉命去鲁中军区军事教导队学习军事,主要是学习班排攻防战术、爆破技术和队列动作。政治课的比例很小,学期40天,学员是军区各部队的部分班、排长。全队200余人,队长胡古月、指导员邓克昌(红军、70年代在云南楚雄军分区任政委)、副指导员袁俊峰(曾任山东济宁军分区副政委)。
教导队生活非常紧张,艰苦,纪律严格。我们始终是早晨5点钟起床,饭后上课,11点半回到宿舍午休。下午2点开始操课,晚上8点半回到宿舍。只要是天气允许,早晚饭都是在操场、演习场上吃。
教导队伙食以带皮的䅟子煎饼为主食,那东西吃到嘴里涮涮地响,很难往下咽,而且大便特别困难。但因为军事训练活动量大,特别是战术学习,体力消耗很大,每次训练完毕,肚子饿得很,不管吃什么,只要能填满肚子就行。中午、晚上的菜以辣椒、南瓜、白菜为主,而且数量很少,早饭只有一点咸菜。
除严格执行纪律外,教导队还有许多具体规定。如每次开饭限在5分钟内,哨子响了才能开始吃,停止吃饭的哨音一响,吃不完的煎饼由班里的值日员收起来,下一次再吃,哨响后谁要多吃一口,就要受到处罚,队前还要点名、罚站、班务会上作检讨等。经常有人被队前点名批评,我在幸免之内。
艰苦、紧张和严格的教导队生活,对大家也是个很大的锻炼和提高,我觉得这次学习很有收获,特别是攻防战术知识,打起仗来管用。”
67、在政治轮训队学政治
父亲在八路军汪沟区武工队时,到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轮训队参加了学习。
据父亲回忆:“1944年春节的一天中午,武工队牟秀玉队长来到我们班,对我说:组织上决定你去军分区政治轮训队学习,晚饭后就走,小李送你去西茅草崖(我们在山里的落脚点),然后你去费东独立营拿介绍信,他们告诉你军分区的驻地,带上你的枪,从你们班带上一身大衣,到那里要好好学习。 听到让我参加培训的消息,我非常高兴,向队长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
政治轮训队归军分区政治部直接领导 ,这次来参训的有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各部队八十多名学员,大部分是排长、文化教员和副指导员,少量的指导员,班长是个别的,我在这个轮训队职务算低的。
轮训队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支部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瓦解敌军、敌占区群众工作、锄奸保卫和整风文件等,学期三个月。授课人主要是军分区政治部的科长(当时叫股长),有组织股长王新,宣传股长许延群,保卫股长梁超等。也有个别老干事:如丁立南、丁瑞光、高振期等。支部建设,主要是学习肖华的《论支部工作》。
战争时期学习时间尤为宝贵,我和所有学员都十分珍惜,孜孜不倦地认真学习。
这次学习,让我学到政治工作的基础知识和有关政策理论等,收获不小。
从轮训队回到武工队不久,组织上提拔我为干部,不久让我担任武工队副指导员。”
68、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父亲回忆:“我1940年入伍以后,从跟山东纵队蒙山支队2营李怀德教导员学习认字开始,经过几年努力学习,到1943年,我由单纯的学生字,过渡到使用文字的阶段。从听课,到记录工作情况,在武工队时给村里打收条,我都可以用文字记述了,也可以简单写封家信。
战争年代学习文化很不容易,由于坚持学下来了,我由单纯的认生字,提高到字词的浯法应用。
1944年,我可以独立备课、起草简单的工作总结等。1944年冬天,我写给费东独立营一份关于部队的情况报告,受到营长刘骞希的表扬。
那个时候,我读书、看报时,常常对某个字的用法进行揣摩,有时感到若有所得,非常高兴。同时也促进了我读书、看报的兴趣。
有一次,我看到前卫报(鲁中军区报刊)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别钩别钩》,说的是我军在一次战斗中,一个在我军战士枪口下跪着求饶的敌人哀求说,他交枪,不要开枪,所以请求手抠步枪击发器的战士说:“别钩别钩”。我看完了这篇文章,反复想着这篇文章的标题,觉得标题立意新,由此体会到 “钩”和“沟”音同意不同,不能互相代替。
通过学习,为我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我在战斗、工作的实践中,用所学知识去开展对敌斗争和工作,由此提高了工作质量、效率。工作实践要求我,要不断学习,提高学习的质量。学而不用学不好,也不会得到提高。”
(刘卫平根据父亲刘乃晏口述和手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