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青春(十一)
父亲刘乃晏生长在沂蒙山区,战斗在沂蒙山区,抗战时期,他和山东纵队后来鲁中军区的许多战友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英勇战斗,留下许多红色的战斗故事。
53、桃花庄突围
父亲在沂蒙山区敌占区活动,面对强敌,时常遇到险情,他和武工队战友临危不惧,勇敢斗争,化险为夷。
父亲记载:“1943年秋天,我们武工队3个班四十多人,约十点左右住进了位于山东沂南县的桃花庄,我们住在村东北角的几户人家。不管睡得早晚,拂晓醒来已经成了我的习惯。
天快亮时,正是我们班的岗,我听到外边的狗叫的声音有点异常,便径直往东门走去。两位站岗的同志对我说:“班长,这狗叫的声音不对啊。”我也觉得不对劲,“是呀,我们去看看。”我约上其中一个战士向狗叫得方向走去。狗这么狂叫意味着什么,凭我们的经验,肯定有情况,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很清楚。我们正在向前走着,突然看到敌人正在布置队形,企图包围我们。我们立即返回,跑到队部报告了武工队队长牟秀玉同志,他立即下达命令:“传一中队堵住西门。”他当即命令我,带领一个班迅速抢占东门外的坟地,掩护部队向东北突围。这里向东、向西都是敌据点,向南是敌占区深部,只有向东北才有希望。
我带领我们班十六个人,很快占领了东门外的坟地,这时候部队已陆续出了村,牟队长给我交代,若敌人追击时狙击一下,迟缓敌人前进的时间,而后你们要迅速撤退,不要恋战。
我们部队后尾刚走出东门不远,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大喊:“八路向北跑了,追。”我们对企图追击的敌人迎头一排手榴弹,打了一排枪,趁敌人混乱之际,我们向东北方向迅速撤退。
敌人不罢甘休,以猛烈的火力追击我们。“班长,我打着脚了。”我们刚离阵地时,姜振孝同志小声地告诉我。我问:“怎么样?”他说:“不碍事,脚没事。”看他镇静的样子,我命令一个战士扶着他赶快向北撤退。
三百多个敌人紧追不放,我们也边打边撤退。
中午,我们撤到了猪头山,敌人没有追上,退回去了。我们伤了三个人,好在都是轻伤。
之后我们得知,敌人虽然知道我们在村子里,但不知道住的具体位置。他们是先包围西、南、北三面,最后包围东门,不料被我们发现了。当时,我们也只有出村向东北方向转移,北边是丘陵、山地。”
54、帮助战友解围
1943年12月某日,我们武工队汪沟区中队有四个班住在费县闵家岩。不久,被敌人发现,汪沟、古城、诸满三个据点的敌人,一起包围了闵家岩。
当时,我们班在汪沟去诸满的公路上,准备打伏击。我突然发现敌人正在靠近闵家岩,想包围武工队四个班。我带领我们班,跟在敌人后边,隐蔽地向闵家岩接近,在一个沟里,我看时机成熟,集中火力从敌人后面给敌人以突然打击,把敌人一下子打蒙了。乘敌人混乱闪开一个口子的时候,我们武工队四个班趁机突围出来,和我们集合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撤退。敌人继续向我们追击,我们选择向闵家岩林地撤去,进入林地之后,敌人停止了追击。
这块林地有两公里长,记得当时地里有积雪。我们有两个战士负伤,打坏了两支枪。我们隐藏在林地里,天黑以后,敌人撤走了。”
55、两个逃兵的教训
战争年代,在我军部队里,少数人经受不住困苦考验,离开部队当了逃兵。
父亲回忆:“我们区中队二班的刘殿高,一班的姜某,都是1942年夏天入伍来到我们区中队的。
一开始,他们表面上都很积极。后来,他们在班内,班与班、班与队长之间,进行挑拨离间,制造混乱,曾一度搞得班内不团结,班与班产生了误解,上下级之间也产生了一些隔阂。
对这种不正常现象,我约一班长姚现法同志谈谈,他说他也正想找机会和我谈谈。我们对某些问题,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的关系很密切,这一次我们共同都感到需要谈一谈武工队内不正常现象,自然是会谈好的。我们经过交流,弄明白了过去我们产生的误解,原来都是刘殿高和姜某挑拨的。我们两个人谈好,统一了认识,然后一起向队长作了汇报。
队长在一次全队会议上,严肃批评了挑拨离间,制造混乱的行为。不久,刘、姜乘我们不防,同时带枪逃跑了。
事后查明,刘殿高,曾经任过我军某部副排长,1941年秋天大“扫荡”时回家,被敌人抓住,经敌人训练后派到我部,伺机进行破坏。姜某的政治背景当时没有摸清楚。
这个事件的教训是,我们麻痹大意了,刘、姜已经暴露了许多问题,我们对他们只是有怀疑,没有深思和采取必要措施,要不然,不会让他们跑掉的。
对公开的敌人,我们警惕性比较高,但对打入我们内部的敌人,警惕性不够高,结果吃了不小的亏,险些造成难以想象的损失。”
56、不幸染病
1944年6月一天傍晚,我们中队帮助群众耕地种麦子,忙活完了,我宣布收工回村吃饭。我扛着锄头和村长边走边商量明天给哪一家干活的事。
我们遇见一条流着清水的小河,我想干了一天活,全身泥土的,回到住地在老乡家洗澡不方便,我就告诉村长先走。我在河里洗了澡,冲干净全身的泥土。因为满身是汗,不懂保健常识,身体被河水给激了。
回到住地,第二天我就发起了高烧,因为无药治疗,一烧就是半个月。退烧后,咳嗽不止,又缺药进行对症治疗,逐渐就变成了慢性支气管炎。四十岁以后开始了哮喘,成为影响我一生身体健康最重的一种疾病,这是战争环境缺医少药造成的,也是缺乏健康常识造成的。
57、打击抢粮的敌人
父亲记载:“1944年春天,我主力部队拔除了小主山敌人据点。从此蒙山东麓的大片村庄,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了,我们有了真正的安身之地。
1944年7月,我们住在沂南县曾家村。朱家崖子村长来告诉我们:“山上敌人(指胡子山、杨子山)派收俺村的粮食,俺一直未交,听说明早鬼子和汉奸要来抢粮,你们最好是打他一下子。”我对村长说:“你回去赶快把粮食藏起来,人和大牲畜转移出去,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抓走。怎么个打法,我们商量后再定。”
当时,我从军分区政治教导队学习刚回来,任八路军汪沟区中队文化教员,牟队长去军分区参加“整风”学习,区委书记、区长都已外出。我们中队有六个班,约八十余人,临时由我负责,大家都很支持我的工作。
经过和各个班长研究,我决定打击抢粮的敌人,给他们一个教训。山上日军一个小队三十人左右,除留据点外,能外出的约二十人左右。伪军一个中队约六十人左右,除守据点外,能外出的约四十人左右,且战斗力很差,我们六个班八十余人,有可能守住村庄,阻止敌人抢粮。
7月的夏季天气很热,朱家崖子村已空无一人,我带领武工队先在村西南角林地里休息,然后再投入战斗。不一会,放哨的同志向我报告说:“刘教员,敌人好像下山了。”我心想抢粮的敌人来得好早啊。
我按照预定的方案,将五个班布置在村南占领有利地形,一个班作为预备队,我命令副班长李玉普带七个人守在东山,没有命令不准撤退,保证我们右翼安全,并监视青驼寺方向的敌人。
做好战前布置后,我带半个班想去敌人来此必经的路上阻击敌人,那里有一片坟地可以阻击敌人。我们刚走到场园南边,我和新战士小闵正说着打仗的事时,从麦楷垛里突然窜出一名日军“吼”了一声,向我们刺了一刺刀,此时天尚未大亮,这刀正刺在我和小闵之间,我俩都没受伤,敌人在视线不良的情况下,大概是太慌了,没有刺中我们。我们没有恋战,急忙撤回阵地,准备敌人攻击。
天亮以后,敌人在机枪小炮的掩护下,向我们发起了冲击,我们先是一排枪,接着投出了一排手榴弹,打得敌人撤回去了。从此,我们就对峙起来,但东山的战斗仍在继续。
敌人不断向我方射击,我们因为子弹少,只有射击技术好的同志,向明显的敌人目标打枪杀伤敌人。
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我断定敌人向我们进攻的势头不强,命令三班长李成志带半个班迂回到侧后打击敌人。
此招果然有效,敌人迅速撤退了,我们用火力追击。敌人跑得好狼狈,竟丢弃了一些武器弹药,战场上有血迹,但没见到伤者。
我们消耗了子弹九十余发,手榴弹七十余枚。缴获敌人子弹五十九发,刺刀一把,手榴弹十几枚。我们轻伤两人,有一名小战士小闵第一次打仗,吓出了神经病。
这一次战斗,增强了当地群众对我们区中队战斗力的信赖,提高了对敌人斗争的信心。这一仗以后,老百姓一直这样传说着:“山上的鬼子让区中队打回去了。”
58、 破坏敌人的水源
父亲记载:“1944年 8月份,我们用埋地雷、破坏水源的方法断绝敌人水源。山上敌人用水,主要是靠由伪军押着民工给他们从山下往山上运水。我们和老百姓说好,我们一看见运水的队伍就向天空打枪,他们一听见枪声就跑,阻断敌人水源。
同时,我们把敌人在山下挖的水井破坏。白天,他们来人修,我们就打他一下。敌人来多了我们就转移。敌人白天修好了,夜里我们再去破坏。久之,敌人没有水,混不下去了,只好撤掉这个据点。
以后,我们的主力部队打掉了汪沟、诸满等敌人据点,汪沟区基本上解放了。
对我们威胁比较大的只剩下王洪九部和半程、 青驼寺敌人据点了。”
59、武工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
父亲回忆:“ 1944年8月,我们武工队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不断发展壮大,已经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人。
有一天,我们接到鲁中军区指示,各县区的武工队要抽调部分人员去八路军主力部队。我们全队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此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经过动员,全队人员几乎都报了名,大家都愿意到主力部队去。
鲁中军区费东独立营考虑对敌斗争的需要,只批准我们武工队五十个人去八路军主力部队。
1944年10月,汪沟区一分为二,南部为汪沟区,北部为店子区。据此,汪沟区中队也一分为二,我为八路军武工队店子区中队副指导员,单队长为汪沟区中队副队长。
这段时间,武工队发展较快,不久,我们店子区中队就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后来,我们一次就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六十个兵员。
虽然店子区所辖村庄已经解放,但我们武工队的主要任务还是去敌占区活动。
我们经常到临沂城西茶山、大枣沟头、半城一带,打击敌人,发动群众。从这里往东是边联县辖区,往西是费县辖区。此地除日伪军外,对我们的主要威胁是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汉奸王洪九部队。”
60、活捉日军翻译官
父亲在武工队时,根据上级指示,活捉半城日军翻译官,他对此有详尽的记述:“1944年秋天,我得知半城日军翻译官,在据点外有一个姘头,有时候夜宿在那里,我马上派人详细了解此事。
半程,在山东临沂城东北角,距临沂城约30多里地,是临蒙公路上的一个镇子。日军在那里建有一个据点,住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日军为了自身的安全,是不允许翻译官居住在据点里边的,姘头就更不能进据点了。所以,日军翻译官,没有把家安在据点附近,就在据点附近找女人玩。
半城据点,离我们的边缘区比较远,是敌占区腹地,我们到那里活动风险较大,所以日军翻译官才敢在据点外边住宿,但只要摸清情况,摸准敌人活动的规律,我们是可以到那里去活动的。
不久,我们得知那个日军翻译官经常在据点外的一个地方住宿。
11月初,我带领武工队三个班在距离半城不远的桃花店隐蔽。
天黑不久,我们接到情报,说日军翻译官今天黄昏到常住宿的地方赵家村去了。
我们迅速出发,很快就赶到赵家村,找到线人,线人带路只指给我们翻译官居住的一个院落便离开了,他怕暴露身份。这个院子比较大,院墙很高,大门是关闭的。
我安排一个班设警戒后,即带其他人将院子包围起来。为防止被日军翻译官发现,我们决定不叫门,搭起人梯向上爬。我踏着大个子孟庆玉肩膀登上围墙,不料被阮子里面放哨的人发现。我们佯装回答是王司令(王洪九)的人,来找人的。因为王洪九和日伪军是同伙,这个回答正合适,不容易暴露身份。院墙路边有个梯子,这是他们准备逃跑用的,我们迅速登墙,顺梯而下。我们先将大门打开,然后进到屋里,按照事先了解的这位翻译官的模样去寻找,屋内一伙人正在喝酒,人不多,我只端详了六七个人,就把日军翻译官认出来。我叫了声某翻译,他答应了,因为我们说是王司令的人,他并不紧张。但我要他把枪交出来时,他紧张了,他好像发现了我们可能是八路军。
这个时候,我也不隐藏什么了,直言相告,我们是八路军,就是来找某翻译官的,其他人不要害怕,因为他做得坏事太多,我们只抓他一个人。
我们把翻译官带走,那个女人在里屋始终没有出门。他说他没有带枪,我命令战士进里屋搜查,结果从他卧室枕头底下搜出一支法国制造的手枪,有七发子弹。
乘机,我向其他人宣传了我们的抗战政策,告诉大家,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不会太久了,但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说得他们直点头。完后,我们带着翻译官迅速离开。
我们走的速度很快,天亮前我们赶到了竹园。接着,对翻译官进行了审问。就我们掌握的情况看,他交代的事,有真的也有假的。
第二天我们带着俘虏回到了住地。
刘丁浦
边联县敌工部刘丁浦部长得知此事,派人来交涉,要求把翻译官交给他们,以便开展敌工工作。半城属于边联县,应当交给他们,这有利于他们开展敌工工作,但我们缴获日军翻译官枪是要留下来的。
后来听说这个翻译官,在我们开展对敌斗争中,起到了一些帮助我们的作用。”
刘丁浦,山东省蒙阴县人,1915年出生,1937年参军,1938年入党。入伍后任抗大学员,鲁中军区沂水武工队长,敌工部长,鲁中军分区沂南保卫科长,华东军区警卫旅保卫科长、副政委,第二高级步校校务部政委,国防科工委十院十五研究所副政委,国防科工委第二十二基地政治部主任,国防科工委二十九基地副政委。
父亲对武工队战斗,做了不少记述。他总结说:“以上事例,虽然只是我们武工队在汪沟区近三年战斗的一部分。但从这些我们有得有失的战斗看,当时的斗争是很激烈很残酷的。虽然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形势对我们来说逐渐好转,对我们越来越有利,但到了1944年上半年,仍然是敌优我劣的局面,武工队面临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
(刘卫平根据父亲口述和手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