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情深（散文）

    人生最美是军旅。同志爱，战友情，英雄气，终身难忘。她不是流逝的河水，一去不返；也不是撩人的昙花，闪现一时。她是一块无形的磁铁，把我们紧紧地粘合在一起；她更是一瓶纯真的美酒，时间越久，越醇、越香……       

战友替我尽孝心

    入伍后的第一次津贴，我们是发的两个月的。因为，我们的入伍时间是从1974年12月份算起，74年12月份的津贴连同75年1月份的，于75年元旦前夕一块儿发了。

    那时候，第一年度兵一个月的津贴是6元钱，两个月就是12元。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当兵前，我们身上连一毛二分钱也是不常有的，有五分钱就算财大气粗了。捧着12块钱的巨款，我第一时间想到了老母亲。打从我上学开始，每学期的学费、书钱都是她借着月光编蒲扇赚钱为我缴上的。一把蒲扇赚5厘钱，5毛钱的书钱就得编100把蒲扇啊！还有2块钱的学费呢，往少处说得编500把才行。要把这500把蒲扇变成钱，谈何容易！首先要顶着烈日到集市上买回蒲草，然后再借着月光或点着煤油灯把蒲扇编出来，最后再顶着烈日到集市上把蒲扇卖出去……现在我有钱了，可该孝敬一下老母亲了！我把其中的2元钱装进上衣的左兜里，留着自己用；把其中的10元装进右兜，趁着星期天到市里的营房洗澡时，给老母亲寄去。为充分表达自己的孝心，还给母亲写了封家信，称自己有钱了，寄上10元，让母亲好好过一个春节。可没想到的是，我把这10元钱给弄丢了。

    那天我们从驻地石马乘车赶到市里的营房后，趁大家洗澡的机会，我准备到附近的邮局把钱连同家信一块儿给母亲寄去。可一摸口袋，左兜里的2元钱软软地还在，右兜里的10元钱却没了踪影。我那个急哦，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奶奶地，颠倒过来也好啊，把那2元钱丢了，10元钱留着，可偏偏是丢大留小、失多存少。10元钱啊，老母亲编2000把蒲扇才能换回来，折合成时间，差不多得半年。问题是，我已经写信告诉母亲了，怎么办？把信中的有关内容改过来，如实告诉她，钱丢了，寄不成了，那她该多心疼啊！如果这样，还不如不寄的好。于是，我把已经写好的家信撕掉，重新写了封报平安的信，称自己一切都好，勿念。祝母亲春节愉快云云。总之，说了些过年话了之。

    有生以来得到的第一笔巨款丢失，致使孝心没尽到，其心情之懊丧，可想而知。但与我的垂头丧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班里的同志个个喜笑颜开。特别是班长高生根，不停地用他那浓重的江苏大丰口音唱语录歌：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福”（互）相关心，“福”相爱“福”（护），“福”相帮“足”（助）。他越唱，我就越烦。真是一扎不如四指近（鲁西南语，指血缘关系越近的人越亲）啊！要是亲哥弟兄们，有谁丢了钱，不说救济救济，至少得说句安慰的话吧。这倒好，不但一句安慰的话没谁说，还这个唱那个笑的，简直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连点人情味都没有！要是你丢了钱，我又唱又笑的，你心里是啥滋味？还关心、爱护和帮“足”呢，连“十分之一”也帮不了，唱唱而已。那几天，我真的有点不想搭理班长和其他同志了，反正没怎么主动和他们说过话。

    （新兵训练结束时我们新兵班的合影。前排自左至右：时丕江、张宗存、高生根、刚志华；中排自左至右：李德运、高明海、赵进坤、张学林；后排自左至右：韦付连、王亚平、吕洪荣、作者；还有一位叫王学文，那天他值班，没能到市里的照相馆参加合影。摄于1975年。）

    农历腊月二十三这天，我突然接到母亲托堂弟写来的一封家信，信中说，你寄的12元钱收到了。往后有钱自己留着花吧，不要老想着她。并责怪我说，不应该把两个月共12块钱的津贴都寄给她，自己一分钱也不留，这样她心里更难受。我看得一头雾水。我是想寄钱的不假，可不是丢了吗，只好寄了封平安信，别说12元，连一分钱也没寄，哪来的12元钱？这时，班长唱歌唱得更欢了，不但唱“福”（互）相关心、爱护和帮“足”（助），还唱起了连里刚刚教唱的《战友战友亲如兄弟》；同志们一个个也笑得更加灿烂。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难道是大家替我寄去的？一问班长，果然如此。那天，班里的同志知道我准备寄给老母亲的钱丢失后，很是着急，马上商量怎么办。最后决定，每人拿出一块钱，共12元，以我的名义给母亲寄了去，并统一口径：不到万不得已，任何人不许告诉我。和原来我准备尽的孝心相比，不但完全帮“足”，还多了2块。一方面是深沉的母爱，一方面是战友情深，两股暖流使我激动得不能自己。联想到前几天对全班同志们的误解，我心里越发感动。母亲，班长，战友们，你们都是我的亲人！一元钱算不得什么，可那是你们替我尽的孝心啊！我暗暗发誓，一定不能辜负同志们的希望，这个兵要是当不好，我愧对母亲，愧对战友，愧对每一个关爱我的人。那天夜里，我没有睡觉。站完岗以后给连队黑板报写稿子，写完稿子后又写日记，写完日记后又把院内外的卫生打扫了一遍。

    如今，49个春秋过去了，当年十八九、小二十、风华正茂的小伙子，一个个接近了古稀之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真想念你们啊，我亲爱的战友!

    今年的正月十五，我们班和其他班、排、连一起参军入伍的部分战友相聚在一起，共述军旅爱、战友情。与会人员中有在部队退休的职业军人，有转业复员到地方后退休的同志。大家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话当年，说如今，感慨万千。谈到当年替我为老母亲尽孝心的事情，不禁热情澎湃，心里有说不完的话。临别时，大家触景生情，齐唱歌曲《驼铃》。

“送战友，踏征程”……一曲未完，便泪如泉涌。这次相聚，大家都喝醉了，尤其是我，醉在了戎装岁月的流年里不愿醒来……

姚助教我开汽车

    新兵训练结束后，由于表现不错和领导关照，我被选拔到团汽车教导排学习开汽车。

    教导排设在团汽车连。共分为6个班，每个班1台车、6名学员、1名助教。助教相当于班长，具体负责教练我们的汽车驾驶、一般故障的排除和简单的维修保养技术。我在四班。我们四班的助教叫姚清奎，借鉴对带“长”字职务的称呼，如王局、刘处等，我们称他为“姚助”。姚助是山东昌邑人，比我们早两年当兵，在6名助教中虽不算老，但技术很过硬。我深感又遇到了好人。

    在新兵连持枪卧倒训练连做三遍都不行时，我对自己就有一个清醒的估价：身体各部位的协调能力不行，尤其不擅长手、脚、耳、眼等并用。果然，这一缺点在汽车驾驶上得到了充分暴露。同样的动作，别人都掌握了，我却做不来。那是训练的中后期，教导排到沂蒙山区进行山地复杂道路驾驶训练。在爬一个很长很长的缓坡时，走着走着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明显低沉下来，动力有所不足。按照教材上写的和姚助教的，此时应该减档。可是，我没有把握住发动机声音的变化，该减档的没减档。为了让我自己“觉悟”，切实掌握减档的正确时机和要领，姚助不直说，只是看看我的脸再看看变速杆，示意我该减档了。但他一连示意了好几遍，我还是仰着傻脸、瞪着傻眼、绷着傻嘴、傻踩油门不放松。直到汽车发出“拖儿——”“拖儿——”的声响时，我才知道该减档了，但为时已晚。结果，一个完整的减档动作没有做下来，只见汽车前后左右地晃动了几下，并在发出一阵刺心裂肺般的金属的撞击声响后，熄火了。

    时值三伏盛夏，驾驶室里热得像火炉。同样是热，我们几个学员还好点儿，一人开，其他学员到后面车厢里凉快一下，有个喘息的机会；姚助就不行了，他要在驾驶室里一坐一天。再者，姚助最恼火的是像我这样把发动机憋灭，因为这样对发动机的损伤太大，何况又是在提醒我多次的情况下？他实在是恼了，大吼一声：“滚下去！”

    我悻悻然、惶惶然地从驾驶室里面“往外滚”，当双脚着地右手还在车门口的时候，姚助使劲儿把门一关，门沿正好卡在我的右手腕上。当时没觉得疼，等爬到车厢里面时，发现手腕的背部被卡青了一道子，不时就渗出血来。我哪还顾得流血不流血，急忙趴在驾驶室后面的玻璃窗上，看看人家是怎么爬坡减档的。接替我开的是一个叫张文进的学员。他刚进驾驶室接着又跳下来，对我说：“助教要你下来开。”

    刚才关门那一下子，姚助不是故意的，是气懵了。当他发觉卡了我的手腕时，很不放心。他要看看我的“伤势”怎么样。

    我受宠若惊，急忙正衣冠，喊报告，按规定程序进了驾驶室，一边开一边仔细倾听和琢磨发动机声音的变化，判断何时减档最正确。看着我手腕上越渗越多的血，助教的声音有些颤抖，但用词还是很强硬：“就是不长脑子！说了多少遍了，要根据发动机声音的变化进行减档，是听不出来还是看不出来？再把发动机憋灭，我把你的手腕卡断！”开了大约10几公里，姚助看我的手腕不流血了，便叫我下去换别人。我心里很高兴，一方面感谢姚助的苦口婆心，另一方面，破了点皮换来多开10几公里路，值！

    （姚清奎助教。摄于1973年）

    爬上车厢后，我又坐在车厢底，背靠车厢板，眯着眼，想象着道路的情景和发动机的声响，左手呈握方向盘的样子，右手为操纵变速杆的姿势，手脚并用地练起了“爬坡减档”。一旁的同志“哧哧”地笑：

    “你看他像不像瞎子拉弦子？”

    “像。”

    “像哪个瞎子？”

    “像给他算卦当兵的四瞎子。”

    参军入伍时，在查体合格和政审完以后，迟迟接不到《入伍通知书》。我急不可耐，便叫邻村的盲人四先生给我算了一卦，看看我能不能当上兵。到教导排相互熟悉后，我把这段经历讲给同志们听，他们记住了，这时用来跟我开玩笑。我心里话，你们笑去吧。我这叫笨鸟多飞，以勤补拙，非赶上你们不可！

    ……

    半年后，我们顺利毕业了。道路考试的那一天，是汽车连指导员于民善监的考。于指导员是一位老司机，曾给我们讲过课。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关于开车的两个观点：一是怎样才算开得好。他说，开得快不算本事。有的同志爱开“英雄车”，越有人开得越快，显示自己厉害。其实，开得快不算开得好，要稳。稳才是开得好。无论起步还是停车，要让坐车的人感觉不到晃动，坐你的车很舒服，那才是开得好。十次事故九次快，开快车只能多出事故。二是开车要善于观察、分析和判断，要动脑子。他举例说，有一位老班长开车走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突然从前面的胡同道里横着滚出一个皮球来。他立刻意识到，皮球是与小朋友为伴的，皮球滚出来，后面必然跟着小朋友。于是，立即停车。车停下了，一个小朋友也跑出来了，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这就是善于分析判断的好处。一开始，我们对他的这些教诲体会不深，后来随着开车实践的深入，越想越感到他讲得对，讲得好，也就对他越敬重。现在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加首长对我们监考，心里自然有些紧张。更由于，平时训练时，我们班都是别人第一个开，我约在第三、第四名上，从来没有先开过。在这个关键时刻，姚助竟然安排我第一个接受考试，不知道为什么。第一个开，要比别人多做一个动作，就是打开百叶窗。因为头天下午或晚上收车时，都是要关闭百叶窗的。由于平时训练我没有第一个先开过，也就忽落了这一动作。开了没多远，车就没有劲了，怎么加油也跑不起来。于指导员说，你看车出什么毛病了，是不是开锅了。我说是。他说为什么开锅，百叶窗打开了没有。我这才恍然大悟。百叶窗是汽车发动机很重要的一个冷却装置，不开百叶窗，发动机里面的冷却水就会沸腾，这就是常说的“开锅”。一开锅，发动机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车自然就没有劲儿。我急忙把百叶窗打开。

    考试结束，我压力很大。考试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连里从30名新兵中选了我们7个来学车，我们班4个新兵就我自己来学，万一毕不了业，回去以后怎么向领导和同志们交代啊！庆幸的是，最后公布考试结果，我的成绩还不错。我有点不明白。晚上开班务会，我问姚助为啥安排我第一个接受考试，忘了开百叶窗为啥还能及格。他评价我说：你学得慢，记得牢，处理情况果断！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姚助教作为战斗骨干被抽调到前线部队参战，从此我们俩便失去了联系。直到2022年秋，为着写这篇文字，经过多方打听，我才知道了他的联系方式。中秋节这天，我打电话向姚助问好，没想到的是，事隔43年，他竟能一下子听出来是我。通过交谈得知，由于作战勇敢，战后他本来应该提干的，但因为超龄，上级没批。为保留骨干，连里报请团里把他转为志愿兵。服役期满后，转业到他们县里工作。现在，已经退休，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谈及跟他学车的日日夜夜，我们无不感慨万分，动情之处，竟唏嘘不已。这正是：

    仲秋月儿圆，

    战友共婵娟。

    军旅情似海，

    怎不忆当年！

黄河当作战马骑

      1976年9月上旬，我所在的工兵八团舟桥连正在济南南面的台前水库进行紧张的游泳训练。这天，突接上级命令，要我们即刻赶赴菏泽东明进行抗洪抢险。灾情就是命令，全连立刻集合、上车、启动，以最快的速度向东明扑去。

    东明县的一些农村地处黄河滩区，连日的暴雨使这里变成了一片汪洋。野外，洪水淹没了树梢；村子里，街道变成了河道；有的临街人家的院子里面也进了水。我们在黄河大堤上扎下帐篷、放下背包、安顿下来后，便以排为单位，划着橡皮舟挨家挨户帮助村民把家里的东西运到高处去，防止洪水再度上涨时被淹。这天，我们排分划三个橡皮舟，在排长赵兴成的带领下，整整干了一整天。傍晚，正准备返回驻地时，有几名下乡察看水情的公社领导，需要我们用橡皮舟把他们由黄河的西岸送到东岸去。

    如果是在平时特别是在枯水期，这根本不在话下。就在上个月，我们连奉命到济南北面的黄河济南段，执行纪念毛主席7.15畅游长江10周年活动的安全保障任务。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小学等上万人次横渡黄河，还有济南军区空军带有实战背景的渡河作战演练，我们划着橡皮舟来来往往，保障所有人的安全，前后长达一个多星期，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任何事故苗头。我舟划得不错，就是那时学会的。可是，现在的黄河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此时，新一轮洪峰刚刚来临，河中心一浪赶着一浪，发出“哇——”“哇——”的怪叫声。那阵势，就像一群发怒的狮子张开血盆大口要把人吞下去似的。更何况，早晨出来时，对困难估计不足，没有带午饭，认为遇有商店或小商小贩等，买点东西吃就行了。可是，所到之处一片汪洋，连水井都被洪水淹没了，老百姓吃的水是把街道上的洪水提进来，澄清了再吃。因此，我们全排从吃过早饭一直到此时此刻，整整11个小时，连口凉水也没捞着喝，肚子里咕咕直叫唤，浑身发软。怕吗？是有点怕。要知道，一旦橡皮舟被浪打翻或稍有点别的什么意外，我们就被冲到太平洋里喂老鳖去了，不，根本到不了太平洋，甚至连黄海、渤海湾都到不了，估计就在东营的黄河入海口处就被吃光了，连尸首都找不到的。但是，怕也不行，怕也要把地方领导安全地送到河对岸。我对自己说，参军那天在乘车赶往部队的途中，你不是想了一路子，要当李玉和，不当王连举，像杨子荣那样打虎上山、最终把座山雕拿下吗，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就怕了呢？一起行动的不光你自己，还有排长、班长和各位新老战友，你的命值钱，人家的命难道就不值钱！我们把身上的救生背心脱下来，让地方领导穿上，又检查了一遍所带设备确无问题之后，便奋力向河对岸划去。

    还是新兵训练结束刚到舟桥连时，就听指导员和其他领导讲连史：舟桥连是一支领受任务坚决、完成任务圆满、敢啃善啃硬骨头的连队。自建连以来，年年执行抗洪抢险任务，抢救人员20万余众，抢救各类物资无数，有力地支援了地方经济建设，荣立集体二等功。有一年，全连奉命外出到八百里外的地方抗洪抢险。完成任务返回时，他们没有像往常那样乘车回来，而是架起一座四方形的可移动舟桥，顺着黄河水一路下来，既按时返回济南，又训练了操作舟桥的本领。大家总结这次重大行动时，概括为一句诗：飞下直流八百里，黄河当作战马骑。从此，这句诗就成了鼓舞全连发扬传统、再创辉煌的精神动力。我想，自己入伍时间晚，没能“骑”上当年那匹飞下直流的八百里“战马”，那么这次横跨一下这匹战马，也不枉为舟桥连的一员吧！

    越接近河中心就越难划行。在平静的水面上，划一下前进一步，可是在波涛汹涌的黄河里，划一下前进不了半步，并且还要被河水往下游打去老远。三个橡皮舟就像三条蠕动着的小虫，一点一点地往前拱。

    我所在的舟上共有4个人：我，我们班副班长，连队器材员，一名地方公社领导。器材员是掌舵的，他不能划，否则偏离了方向，得不偿失；地方领导是被护送的，更帮不上忙；划舟的是副班长和我。而我们副班长车开得不错，舟划得一般，所以我们那个舟上，真正出力的就我一个人。不过还行，和其他两只舟相比，我所在的这只橡皮舟虽不领先，但也不是很落后，始终保持着离岸时的距离。

    河中心到了。前一个浪头还没有过去，后一个浪头又赶来了，两个浪头撞在一起，溅起冲天的浪花。原来那“哇——”“哇——”的声响，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再往前靠近一点，一个浪头过来，把我们的那只橡皮舟一下子顶到三层楼高的高处，往远处一看，所有的农田、村庄、道路包括黄河两岸的大堤都在自己的脚下，真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左右一看，那两只舟下沉到“谷底”，舟和人员立刻小了一倍多，很是好玩。还没看过瘾，顶着我们的那个浪头落下，我们又沉到了谷底，舟两边是两堵厚厚的水坝，“坝”上面是那两只橡皮舟，估计他们看我们也是小了一倍。就这样，三只橡皮舟像三片柳叶，随着浪头漂上浮下。如果把浪头比做人的手指，那么我们的舟就是黏在手指上的年糕，怎么也甩不掉。所不同的是，年糕不会移动，我们的舟却是移动着的。我按照平时练就的“两快一慢”（摇桨时，入水和出水时快，拉动时慢）的动作要领，使出全身的力气，一下接一下地划啊划……划啊划……当舟处在谷底的时候好说，因为两旁都是水，便于双桨拨动；当舟处在浪头顶端时就不行了，舟在浪尖上，桨够不着水，所以只能抓住谷底的那一瞬间前进一步。我一边划，一边默默地念叨：冲过河中心就是胜利，冲过河中心……冲……说也怪，开始时还有点害怕，这时却一点儿也不怕了，准确地说是顾不得怕了。尽管全身都在忙活着，可好奇心还时不时地作怪。当浪头再一次将我们顶上“高楼”时，我控制不住地扭头左右观望。

    “不要到处看！”

    一个低沉而严厉的声音传来，是副班长在提醒我。是的，他批评得对。都什么时候了，生死关头，还有心“一览众山小”！就像开始时所担心的那样，万一橡皮舟被打翻，我们就被冲到黄河入海口处喂鱼虾去了，哪怕你“狗刨”刨得再快，蛙泳游得再好（游泳训练时，我的“狗刨”和蛙泳都可以），也是无济于事的。再说，舟上不仅有你，还有别人，还有地方领导，大意不得。我急忙把目光从远处移了回来。

    别看河中心浪大水急，但脱离了河中心水流则是相对平稳的。在冲出激流跨入平稳水域的一刹那，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并在心里大喊一声：“胜利了！”谁知由于用力过猛，只听得“咔嚓”一声，我左手的那只桨被折断，身子失去平衡的我，面向一侧猛地朝滚滚的激流中摔去。说时迟那时快，副班长一把抓住我的一只胳膊，器材员一把抓住副班长的一只胳膊，进入平稳水域的另一只舟上的七班班长一把抓住器材员的一只胳膊，已经靠了岸的排长又一把抓住了七班长的一只胳膊……就这样，一个抓一个，全排齐心协力，如同猴子捞月亮般地把我从死神的手中夺了回来。

    好险啊！

    一般说来，这时的我，应该是魂不附体和有着无限的后怕，可是没有这种心理状态，有的是满腔的懊丧和不甘。它奶奶地，没“骑”上“战马”时想骑，真的“骑”上了竟被“摔”了下来。若不是同志们奋力搭救，我不但小命不保，还真的被冲到黄河入海口处或在渤海湾里被大鲨鱼打牙祭去了。唉，这能怪谁呢？只能怪自己！摇桨的动作要领是“两快一慢”。慢，就是用力要均匀，不宜突然间使劲。我倒好，为了尽快地冲出激流，竟然违背要领胡乱操作，怎么样，出事了不？不顾包括自己在内的四名同志的生命安全，企图一举逃离河中心，也是一种贪生怕死的表现啊！“你啊，离合格兵的要求还差得远着嘞，还需继续加强摔打！”我在心里责怪自己说。

    （前排右一为作者，右二为老排长赵兴成）

   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橡皮舟在下游10多里处总算靠岸了。为感谢副班长、器材员和全排同志们的救命之恩，我把所有的桨和救生背心等器材往舟里一放，独自一人拉起橡皮舟，沿着水边往上游10多里处的驻地赶去。尽管自己也是又饿又累，汗流浃背。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飞下直流八百里，黄河当作战马骑。”

    当心情平静下来时，我又开始回味起“黄河”、“战马”、“浪遏飞舟”的情景来。原来，我只不过是朗读和背诵这些铿锵有力的词句，今天总算亲身体验了一把。好，很好！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年的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在连队组织的一系列的悼念活动中，我不止一次用这句诗词来激励自己，感染他人，决心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当一个有灵魂、有血性、有担当的革命军人。

冲冠一怒为兄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因文字材料写作还可以，被从工兵八团宣传干事的岗位上，调济南军区司令部直工部组织处当干事，处长是方南江。

    方处长是位业余作家。早在1980年，他就写出了小说《最后一个军礼》（合作）。这篇小说第一次揭露了部队的阴暗面，歌颂了真善美，鞭挞了假恶丑，在全军、全国获奖，并由他编剧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了同名电影，是新时期军旅文学创作的奠基之作，可谓是闻名遐迩。正因为如此，大家都称他为“作家处长”。

    作家处长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部属特别温柔。比如说你写的文字材料不行，他不说不行，而是说还有修改的余地……批评不是批评，简直是按摩、挠痒痒。这对于成熟老练、明白事理的其他干事来说，当然是管用的、有效的，响鼓不用重锤敲嘛！而于我等不识趣之人，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

      1987年夏，军区司令部系统要表彰一批“老山沟”，就是常年工作和生活在边远艰苦地区并做出突出贡献的干部和志愿兵。作为职能部门，组织处便全力以赴地做好会议的筹备工作。南江处长和其他几位干事负责起草领导讲话、帮助整理典型发言材料和办理其它会务，我则为其中的一位获奖代表写获奖感言。这对我来说，可谓小菜一碟。获奖感言嘛，无非是我们虽然做出了一点点成绩，但与领导的要求、和其他同志相比，还差得很远。我决心以这次表彰会为契机，继续扎根山沟，无私奉献云云。个把小时的功夫，一篇千把字的获奖感言便出笼了。当我满怀受表扬的心理交给南江处长过目时，南江处长看后却皱起眉头来，说要考虑到现场的情景和获奖人员的实际，篇幅不要这么长，语句也不要这么郑重其事，并就如何修改给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但我完全不以为然。心里话，获奖感言不就是这样写吗，就是考虑到现场的情景和获奖人员的实际才这么写的，还怎么考虑法！我只把篇幅压缩了一点点，几乎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他。南江处长看后，还是耐心地说，要考虑到现场的情景和实际，不要写得太长、太郑重。这次更离谱，回来后我只把原稿找人抄写了一遍，又交给了他。

    开会在即，参加表彰会的不仅有司令部系统各单位的代表，军区司政后机关要派人参加，军区首长也要出席会议。为了确保会议圆满成功，南江处长和其他几位干事住进一个小招待所里彻夜加班，连家都不回；而我呢，却一次又一次地原稿送审，干工作不是干工作，简直是破坏和捣乱，是可忍孰不可忍。果然，南江处长生气了。

    “我是很少跟你们发火的啊，”南江处长放下正在修改着的领导讲话稿，在我写的感言上用笔划了一个大大的叉号说，“给你说了多少遍了，要那样写，不要这样写，你倒好，一遍又一遍地把原稿送来！好，你不写我写！”说着，他在原稿的背面开始写起来。写了几笔，还不解气，停下来接着批评说，“我给你作交代的时候，你记也不记一下。先不说材料写得怎么样，就是出于礼貌，处长交代意图时，当干事的也应该用笔记一记吧？真是的！”把做人做事的道理讲清楚后，又担心我承受不了，缓和了一下口气，不无心疼地说，“你还费那个牛劲，有必要费那么大的劲吗？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给，把它抄清楚。”

    我接过一看，乖乖，只短短四句话：我心情很激动，说不出什么话来。谢谢首长！谢谢同志们！！

    我还是不服气，一边抄一边想，这也太简单了吧？能说出获奖者的心声，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吗？要知道与会人员不仅有基层的同志，还有机关人员和军区首长，他们办文、办会的水平更高。到时候出了丑，可怪不得我，那可要丢咱们处的脸，首先是丢你处长的脸啊！哼，还批评我呢，到时候，我要发扬当年给连队干部提意见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好好地批评批评你！

    我当新兵时，曾在全连军人大会上恶狠狠地给连长、指导员提意见，使不少老兵对我产生了不好的看法。这时，我有点“旧病”复发……

会议开始，当主席台上的首长为“老山沟”们颁完奖，主持人把话筒对准那位获奖代表时，只见这位同志自自然然、抑扬顿挫、有声有色、顺顺畅畅地说道：“我心情很激动，说不出什么话来。谢谢首长！谢谢同志们！！”

    哗……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连军区首长都站起来与他们握手了，看得出，效果不是一般的好。直到这时，我才彻底服气了。不错，按照常规，获奖感言是应该那样去写的，但还是那句老话：具体的情况要做具体地分析。这些“老山沟”们都是些什么人啊，他们常年工作和生活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有的同志只身一人在一个执勤点上工作，他们白天看太阳，夜里看星星和月亮，由于很少与人交流，连说话的功能都萎缩了。你叫他在这么宏大的场合长篇大论、正儿八经地讲一通，一是他们说不出来，二就是背下来也不像他们说的话，大家一听就知道有人在导演，降低会议的质量。再说，与会人员看重他们的是实干，不是看他们说得多么漂亮，他们说得越不符合常规，甚至越不会说话，越好。南江处长准确地把握住了“老山沟”们的特质和会议的具体场景，只四句话二十多个字，就达到了我千把字的宏论所达不到的良好效果。作家处长就是作家处长，有水平。我对自己说，你需要学习的东西多着呢，骄傲不得！不等得散会，我就急急忙忙把刚想翘起来的尾巴，又紧紧地夹了起来。

    处里的同志都是秀才，随即赋诗一首，概括我和处长的这段“过节”。诗曰：

    作家处长好脾气，

    引得属下不识趣。

    忍无可忍发了火，

    冲冠一怒为兄弟。

    不过，我一点儿也不生气。服嘛！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夏天，我感到比以往哪一年的夏天过得都凉爽。

   （组织处人员合影。自左至右：许建国、方南江、韩利嘉、董攀山、于培洪。韩延起摄于1988年秋）

    作者简介：董攀山，山东定陶人。军人出身。长期从事机关文字工作，业余时间发表一些文学类作品。先后在《时代文学》《中国老年》《祝你幸福》《解放军报》《前卫报》等报刊发表报告文学、散文、杂文等作品800余篇。著有长篇传记文学《我的军旅生涯》一书。山东省中华文化促进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