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处长

    我原是F军区某部团政委，1998年响应党的十五大裁军50万的号召，主动要求转业到地方工作。先是任Z市特殊教育大学人事处副处长，半年后升任为该处处长。

    一般说来，在部队，到了正团，主动提出转业的不多，大都不愿意走。一是从正团到副师只一步之遥，能进一步当然好；二是到地方后不一定能够安排好，能坚持一年是一年，最后弄个退休什么的，保险；三就是愿意转业，自己也不提，让组织上、领导上提出来，这样可以借口自己在地方上没关系，让组织上去做工作，省却自己的麻烦。总而言之，没谁自己主动提出转业的。可是，部队干部是要年轻化的，每年必须有一定量的干部特别是团职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作。不走怎么办？组织上、领导上做工作，动员，找他们谈话，也就是撵他们走。这就容易带来一个副作用：伤感情。有的同志转业到地方后，对部队很是恼火，有的甚至骂部队。这种情况被大家戏称为“反弹”。

    我不存在“反弹”的问题，因为部队不让我转业，是我执意要走的，并且走得很急。从我提出转业到去特殊教育大学报到，前后只一个月，而正常转业的同志这个过程差不多是一年。由于没有过渡期，从思想感情到行为举止都没有转换过来，总觉着自己还是在部队，还当着兵。特别是刚到地方后的那一段时间里，夜里做梦，总是梦见自己在部队如何同干部战士一起出操、训练、学习，同班子成员一起开会、讨论问题等场景。不过，这些都是虚的，解决不了多大实际问题。关键是把人民军队优良的传统作风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把人事工作做好，当一个合格的人事处长。

    怎样当一个合格的人事处长呢？那就是一切从学校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严格按政策规定办事：符合政策规定的，不找也办；不符合政策规定的，找也不行；确实需要照顾的，起码“硬件”要够，差距不能太大，叫多数人能够接受。主持人事处工作8年，共组织评聘各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人员527人，其中正高64名，副高128名，中级335名，没有任何不良反映，连一封告状信也没有。人事处年年被评为先进部门，我也年年被评为优秀处级干部。有熟悉我的同志到特教大学办事，向有关人员打听我这个人怎么样时，回答是两句话、八个字：眼睛向下，公道正派。我听了后嘴上虽然不说，心里也是“滋”得一个楞一个楞的。

      2005年夏，特教大学党委班子换届，上面给派来了一个新的党委书记。此人叫郑吾弛，虽是一个女人身，却长着一副男人的外表：浓眉，小眼，大嘴巴。不过，有一副高级的金丝眼镜一戴，倒也不乏文质彬彬的气质。我想，这一下咱们学校肯定更好了，专家治校嘛！大学是传授文化的地方，文化人当书记，内行，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她到职的当天，我就把学校有关人事工作的全部文件送给她一套，并把教职工队伍建设的状况向她作了详细汇报，以利于她熟悉和掌握情况，更好地对人事工作实施领导。她倒也客气，连说谢谢，谢谢，希望多支持她的工作。我说没问题，咱别的本事没有，遵规守纪，好好干活，还是能够做到的。她说那好，那好。

    这天，我正在办公室里起草一份有关人事工作的文件规定，键盘学院的一个老师来找我。这位老师是一位钢琴大家，全市闻名。他一辈子没有结婚，没儿没女没老婆。55岁那年，他申报教授资格。学校和市高评委都推荐评审通过了，人事局也备案了，就在准备聘他为教授、为他兑现正高工资的时候，他身体不好，要求按副教授办理退休手续，到加拿大他哥哥那里去养病。当时，我刚刚转业到特教大学，对有关的政策规定不熟悉，只是从好意出发，认为啥都是次要的，身体要紧，就按他的要求办了。事后才知道，他是市政协委员，任届不满，别说55，就是满60岁也不能叫人家按副高退休。他对我说，那时候他也不知道有这个规定，病愈从国外回来后，听别人说了后才知道的。并对我说，董处长，责任不在你，在我自己。现在我有两个想法，一是聘我为教授，正常上班；二是按正高给我兑现退休金。这两条答应我一条就行。我说，第一个不好办，你已经退了，再聘你为教授，是要占岗的，挤兑别人。第二个可以。我向领导汇报一下，如果领导同意，就给你按正高发退休工资，怎么样？他说，行。我先是找了校长、副书记、副校长们，他们都没意见，最后到了郑吾弛那里。

    我详细向她做了汇报后说，当时按副高叫人家退休是不对的，现在只按正高给他发退休工资，要求不高，是合理的，应该答应他。我想，政策规定很明确，其他领导都同意，大概不会有啥问题吧。没想到，她扶了扶自己的眼镜说，你说的这个事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不慌，你先把这个事办了再说。边说边递给我一份类似求职材料的东西。

    我接过一看，也是键盘学院一个未婚男老师的事。不过这个老师年轻，30来岁，长得也很帅，刚从上海读完博士回来。他只是一个讲师，要求越过副教授直接评教授。这实在有点太出格了。副教授满5年才能正常申报教授，不满5年算破格，而破格的条件非常苛刻，没有特别重大的贡献是不行的。这个老师不但破格，还要越级晋升，成果呢，只在有关刊物上表了三篇论文，近三年一节课也没有给学生上过，别说越级评审，连正常申报的资格都不够。

    “这恐怕不行，”我说，“越级晋升，差距太大。”

    “博士嘛，”郑吾弛说，“高层次人才。”

    “在他之前，咱们学校博士有好几个，博士后也有，都是逐级晋升的，条件都比他过硬。有个横向比较的问题。”

    “这么说，你认为这事不能办？”

    “不能办。”我轻声说，唯恐刺激了她。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事也就别办了！”她满脸的不高兴。

    我很生气。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嘛，怎么能把二者搅混在一起，该办的不办、不该办的硬办呢！

    “不办可以，”我说，“可他是市政协委员，如果他找到上面，上面责成咱们办，那就被动了。”

    “噢，”她又扶了一下自己的眼镜不动声色地说，“你分析得对。好，这两件事你就看着办吧，啊！”

    我心里一阵高兴。看来，郑书记还是不错的，只要把具体情况和有关的政策规定向她汇报清楚，她还是很通情达理、很有正事的。回到办公室，我把那个老教师的事情办了，把那个年轻男教师的事情放下了。

    这天开处级干部会，我和一位平时接触比较多、说话比较直接的同事坐在一起。他问我说：

    “郑吾弛叫你给那个年轻的男教师评正高，你是不是没有同意啊？”

    “是。”我说。

    “哈哈，你可坏了人家的好事了！”他一脸的神秘。

    “啥好事？”我不解。

    “谁还不知道，二人早有一腿子了。你不叫那个年轻的男老师评正高，那个年轻人不上郑吾弛的床，郑吾弛还不拿你撒气。小心吧，郑吾弛要办你！”

    “别胡扯，说话要有根据。”

    实践证明，同事的提醒是对的。不久，处级干部调整，我被调到一个二级学院当书记，人事处长换成了郑吾驰的老乡。转过年来，那个年轻的男讲师不但越过副教授评上了教授，还在连个副科都不是的情况下，“一步到位”当上了正处。在评教授时，怕评委们不投他的票，郑吾驰一个评委一个评委地打电话，要求必须把他投出来，肆意践踏干部人事工作的制度和规定。不仅如此，还以考察为名，带着她的“小白脸”先是全国、后是全世界的公款旅游。在澳门赌博，一次就输掉人民币2000万元。更有甚者，在拉斯维加斯，二人还双双包了个男、女老外，充分而尽情地享受床上的“洋生活”。由于郑吾驰大肆贪、占、捞、糟，挥霍无度，使学校负债累累，连师生们外出写生、实习的经费也没有了，教职工干工作还得自掏腰包先把钱垫上。为了避免学校遭受更大的损失，从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和良心出发，我署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向市纪委进行了举报，并到上级组织部门当面作了反映。很快，市纪委监委开始对郑吾驰进行调查，不久被免去党委书记职务，其违法乱纪问题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得知郑吾弛下台的消息，全校师生欢呼雀跃。在学校办公楼前的小广场上，礼花满天，鞭炮齐鸣，既像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又像纸船明烛送瘟神，好不热闹。也就是在这个月，我又回到人事处继续干处长。